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京城，夜风透着暑气。人民大会堂的灯火通明，谷牧与几位同事挤在一张长桌前，反复端详摆在眼前的水晶棺模型。以他的话说：“要是这件差了分毫，咱们可没脸去见全国人民。”当时，毛主席逝世不到一年配资导航平台，遗体保护、纪念堂建设、对外开放——多线任务同时压在这位新任国务院副总理肩头，他却不吭声，把文件一摞摞批下去，把工期往前赶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位在深夜里端详水晶棺细节的老人，会是“最后一位主席任命的副总理”，而他谢世的那一天，竟让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当场泪崩。
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六日，解放军总医院里，九十六岁的谷牧安静离世。消息传出，沉稳的老干部圈子里一片低声叹息——又一面历史的旗帜倒下。灵堂布置在医院礼堂，白底黑字的挽联写着“谷牧老书记永远活在人民心中”。花圈从门口排到走廊，脚步声杂而轻，来者有中央领导，也有普通工人、老兵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在下午三点左右出现的李敏。她拄着拐杖，身旁是女儿孔东梅。灵堂里本已压抑的气氛骤然收紧，几名在场者低声提醒：“毛主席的女儿来了，为老谷送行。”李敏抚棺轻声啜泣，只说了一句：“谷叔，爸托付的事，您都做到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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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理解这句“托付”，得把时针拨回上世纪四十年代末。当年九月二十四日，济南城破，时任山东企业部长的刘家语——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谷牧——跟随华东野战军先头部队进入城内。弹痕未散，市民的口粮告急，他第一件事不是开庆功会，而是派人南下调粮，稳物价、清治安、修水电，硬是在废墟上撑起了秩序。半年后，济南“米价回到战前”，这份报告摆到了毛主席案头。主席在批示中写道：“可示诸市，以济南为镜。”从那时起，中央高层记住了这个干事不多说的山东汉子。
一九五二年二月，毛主席南巡路过济南。专列临时停车，工作人员一路小跑找来正在市委开会的谷牧。“上车，同去徐州。”主席在车门口冲他摆手。火车晃悠悠向南，主席唠起家常，“你这‘谷牧’，本名不是刘家语吗？”谷牧点头，“改名也是图个方便。”老人家听罢笑了：“还是卯金刀的刘啊，我记下了。”短短几小时，谈及经济、谈及诸葛亮，还夹杂着对济南古城墙的问号。谷牧后来回忆，那趟旅程让他明白何谓“胸有万卷，心系苍生”。
此后二十多年，谷牧在上海、北京辗转任职，遇到的是国家工业起步、院士归国、外援匮乏等一连串硬茬子。“不抓紧，就要被落下。”他的常挂嘴边的这句话，如今已成同事回忆里的名场面。直至一九七五年，毛主席、周总理相继病重，国务院副总理的座位需要一个“懂经济、敢拍板”的人，谷牧被推上前台，与邓小平等人一起挑起经济盘子的重担。
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，毛主席离世。中央成立“九办”处理遗体保护和纪念堂建设事宜，由谷牧挂帅。十五天内让全国人民告别领袖，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：防腐技术、制棺玻璃、纪念堂选址，环环都要命。谷牧只说一句：“干吧。”科研人员连夜试剂、玻璃厂炉火通明、工兵团提前测量地基。八个月后，水晶棺在北京六零五厂组装完毕，八月十六日清晨转入纪念堂。那一天，谷牧与顾明联名上报：“请批准移灵。”批文很快下达，史册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后，谷牧的名字重新活跃。他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、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，成了“找外资”的急先锋。高温酷暑，他在深圳工棚里和建设者蹲地吃盒饭；冰雪天，他在瑞士考察工业园，随行秘书抓着厚外套追不上。叶剑英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你是侦察兵，杀出条血路来。”这句话在特区干部中广为流传。有人质疑“特区过头”，谷牧拍案，“没新路子，老百姓兜里哪来票子？”语气不重，却把会场吼得鸦雀无声。
进入八十年代末，他已接近七十，却又被分管旅游、民航，还兼任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。有人劝他歇歇，老人摆手：“国家任务，看似不急，其实都急。”在民航会上，他提出航权互换、干线让市场先跑，业内后来笑称“谷老一句话，天就宽了一半”。
时钟拨回二〇〇九年。老人在病房昏睡，大部分时候什么都听不见，只是在听到“特区”二字时微微睁眼，嘴唇动了两下，护士凑近，隐约听见“要干好”三个字。十一月六日，他走得很安静，心电图最后一条直线划过屏幕，老秘书抬手看看表，十四时三十八分。
追悼会上，许多熟面孔陆续出现：田纪云、迟浩田，还有从广东赶来的年轻特区干部。大家默不作声，仿佛这位老人依旧在文件堆里加班。李敏的哭声突然破了静，她说，“谷叔守了爸爸，也守了国家。”旁边一位老同志抹眼泪：“毛主席的闺女，来送主席最后任命的副总理，天意啊。”
十二位副总理里，邓小平、李先念、王震都已离去，华国锋也在前年辞世。至此，这张名单写下最后一个句号。送别仪式结束，人群安静散去，院外落叶簌簌，一阵风掠过褪色的挽联。有人轻声念叨：“谷老生前最怕误事，如今他总算能歇着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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