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阎锡山对我说：“要是这样，咱们还怎么合作。你偏向哪一边倒没关系，但你得给山西留一条后路，张作霖是不会放过我的。”这就是1927年宁汉分裂的时候，阎锡山找我商量的事。他早就做好了应对准备，我们当时还不知情。
当时奉军代表来到汾阳，待了半天，没有什么异常举动，就返回太原。阎锡山依旧放心不下，又派杨星如过来查看。杨星如到得很早，我马上命令附近部队稍加戒备，当天下午请他检阅部队。
那时候我的部队装备十分简陋，除了枪炮、通讯器材，其余物资都很简单。但官兵体格健壮、精神饱满，营房里每个人铺着皮袄，席子下面垫一块砖头当枕头，可以说是一无所有。不过部队纪律很好，地方百姓对我们印象不错，杨星如检阅之后也十分称赞。他本来是来探查我们部队有没有反张作霖、反蒋介石的倾向，看完之后，反倒觉得我们将来可以帮山西打仗，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又加大了。
与此同时，蒋介石派代表彭程万来拜访阎锡山，也到汾阳来看我，已经住了好几天。我就请彭程万一同参加检阅。关于部队左倾的问题，其实我已经把那些激进分子调离，回来整顿队伍、讲话劝导，那些人也就收敛下去，不再闹事。
春夏之际，张作霖逼迫阎锡山出任安国军大元帅，压力越来越大。阎锡山也顾不上担心我这支部队不稳，调我部开到榆次，他自己也搬到晋祠养病。我部进驻榆次后，阎锡山就拿“有客军驻扎山西”当作借口，拖延张作霖的逼迫。
可部队里面闹得更加厉害，领头的是我的总参议杨凤麟，还有第一旅旅长黄胪初。二人见识浅薄、盲目追随左派。
我在榆次待了一个多月，费尽口舌反复开导他们。话说得太多，我甚至累得吐了血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先把杨凤麟等三个人送往太原，发给路费，让他们回冯玉祥那里去。
这几人走后，太原还有两三个共产党员出走，听说也是我们部队里的人掩护离开的，可见当时我军内部共产党势力很深。
我想起早年商务印书馆《东方杂志》上的几道数学代数题：有些题目，通过在方程式里多加一个“零”，推演之后，明明等于三的数，最后可以得出等于零。
我借这个道理跟大家打比方：世间很多事，只要加上一句谎话（就好比多加一个零），是非黑白就完全颠倒，什么荒唐结果都能推导出来，明明不对，也能说得头头是道。队伍里不少有文化的干部听完恍然大悟，左倾思想得到扭转。当时领会最深的，就是第一旅长方彬。
张学良在河南打垮吴佩孚之后，冯玉祥从西安向潼关出兵，蒋介石也从湖北向北进攻河南，奉军开始向北撤退。我请杨星如如实把奉军的危机转告阎锡山，阎锡山依旧犹豫不决。我又亲自写信劝他：“现在奉军南北受夹击，进退两难，不趁机出兵打倒张作霖，就白白错失良机。”
阎锡山还是迟疑不动，只允许我部进驻井陉。于是张学良急忙后撤，在滹沱河沙河一线布防。
不久，我军开赴井陉。部队内部左倾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，我召集干部开会分析局势。最后我说：
“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山西地界。留在山西的时候，我们任何举动都会连累山西。到了这里就不一样，我们可以自主行事，不必再张贴反张作霖、反阎锡山、反蒋介石的标语。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冯玉祥，可以向我申请，我下命令放你们去河南投奔冯玉祥；愿意投奔吴佩孚的也可以；愿意归顺奉军的，也听凭你们自由选择。大家不要同在一个部队，却各怀心思。我劝你们的话不听，自己内部都不能统一，还谈什么爱国革命。”
经过这次谈话，军中的共产党员已经全部离开，只剩部分思想～～的人员，也都服从管束。部队这才一心一意整顿训练，不然大家各执己见，吵吵闹闹，根本没有心思练兵。
张学良在沙河布防，一晃过了中秋节。这天阎锡山约我、杨星如、孙萃崖、炮兵司令周子梁，到他住处商议进攻奉军。我认为出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了，要等到国民军打到陇海线，才适合出兵。阎锡山却觉得正是进攻的好机会。
我说：“站在我的立场，当然希望晋军出兵；但从整个战局看，现在出兵时机还太早。”阎锡山不听劝告。中秋节过后，晋军联合我的部队分五路进攻奉军：
杨星如任军长，率领孙萃崖、杨耀武、赵印甫三个师从井陉出击；
我部和晋军合为一路，也从井陉出兵；
王玉玺、傅存怀两师出龙泉关；
李服膺一师出倒马关；
傅作义一师出涞源；
商震、李生达率领晋军主力出天镇。
在我从井陉出发之前，阎锡山派参谋代表，会同我军参谋长朱兰荪过来向我解释：
“前几天军事部署，原本打算由朱参谋长写信通知您，结果给晋军下达命令的时候，办事人员出错，把给您的命令也一并发过来了，阎锡山对此十分抱歉。”
我们是国民军第三军，以往有事，阎锡山都是先和我商量、写信征询我的意见，所以特意过来致歉。
晋军和我军扫除滹沱河前方敌军阵地后，随即展开大战。晋军推进到东长寿，进攻沙河一线的敌人。经过两天准备，发起强攻。我军渡过河之后，当面敌军溃败，奉军全线向北撤退。我军一路追击到正定、定州，来不及休整就进抵清风店，部队已经逼近望都县城。我军在新乐打了一仗，之后又进到定州。我留下栾城、井陉两个师驻守，防备曲阳方向；杨星如的部队留在定州。
正当我们进攻望都敌军的时候，奉军的樊钟秀从高阳、安国绕道偷袭定州的晋军。杨星如慌忙率领杨毅如部队退往曲阳，撤向龙泉关。望都前线因此不得不跟着撤退。
第一天傍晚，我从望都向西撤退，连夜行军。到了一处村庄，我忙着布置部队、联络友军、通报后方，忙到天亮才刚闭眼，前方就响起枪声。旅长黄格香过来报告：“前线还撑得住，请放心。”
我刚躺下休息，就看见前线部队纷纷往后退。我正在观察局势，忽然看见团长孙时如策马向南狂奔，我也立刻调转马头向北撤退，现场一片慌乱。回想起来，刘仙洲之前就已经提醒过我，这支部队靠不住。
撤退的时候，看见杨毅如的部队也向西往曲阳、龙泉关方向跑，才知道杨星如、周子梁、杨毅如等人已经向西逃走。我急忙叫参谋传令：“原先从龙泉关出去的两支部队，可以退回龙泉关；其余部队全部转向唐县，向平山、获鹿撤退。”
我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轻车向东撤退，大路空虚，奉军几天之内就可以打到太原，你们打算去哪里落脚？而且退入龙泉关，所有野炮都只能丢弃，将来拿什么打仗？这虽然不是当下最急迫的事，但也不能不考虑。”
周子梁、杨毅如已经向西跑远，我下令之后，各部按照指令向西撤退。除傅作义被围困之外，其余部队全部撤出。奉军也没能追击上来。
我回到平山，派兵守住井陉、滹沱河防线。阎锡山急电约我到井陉见面，把东路作战的指挥权交给我，还说如果我不肯接手，他就不回太原，到时候局面会十分危险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接受委任，但请求把我的部队依旧当作客军对待，阎锡山也答应了。这是我正式接管晋绥军部分部队的开端，后来我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东路总指挥，杨爱源做我的副手。
这次撤退正是深秋。我经过行唐，夜里赶路，短暂歇息之后继续行军。士兵衣服单薄，夜里就点燃柴草秸秆取暖，沿途到处都是火光。走到一处地方，寂静夜里突然传来炮弹爆炸声，众人都大为惊骇。后来才弄明白，是士兵取暖时，把手榴弹扔进火堆里引爆了。这种事，只能靠平时教育，临到出事是防不住的。
晋军部队到井陉，军中设立政治部。出发进攻的时候，政治部人员情绪高涨，比作战士兵还要亢奋。等到撤退的时候，他们狼狈不堪，部队还没撤完，政工人员就已经逃回太原。从这一次之后，山西的政工人员再也不肯上前线。
我们刚从望都退回来，部队处境十分艰难。旅长黄胪初连续作战劳累，申请请假三个月，要回太原养病。我看他并不是真的生病，是觉得我们这一仗看不到前途。我说：“假可以批准，但钱只能少量借给你。”他就动身走了。
大约过了一个月，周子梁送来一封密信，是写给阎锡山的。信里说我的司令部被总参议杨凤麟把持，我本人处境昏暗，部队内部对军部怨气很大。阎锡山把信拿给我看，对我说：“周子梁本没有资格过问这件事，只是以朋友身份写这封信给我，我相信你的部队不会出这种问题。”
网上配资我看这封信的语气、笔迹，十有八九就是黄胪初写的，但我没有点破，只说我会留意，就把这件事搁置不再追究。
又过半个月，黄胪初写信来请求辞职。我回信劝他：“你心胸不够开阔，身居岗位却不能大度包容，对不起职务，也对不起朋友。稍有不顺就埋怨别人、怨天尤人。现在全国局势动荡，千万不要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。”
他回信：“假期还没满，我还可以再多休养一段时间。”又过几天，他自己跑到军中，想要归队。我对他说：“你的假期还没到期，不能回部队。军部已经派赵文芝参谋长代理你的职务，你就在军部待着，继续休假。”
元股证券:ygzq.hk我这么安排，一是他假期没满；二是想让他亲眼看看我们打仗；三是让他留在司令部，看看军部实际办事的情况。
黄胪初这个人，平时办事能力强，打仗也勇敢，这是他的长处。但是见识浅薄，又十分看重钱财，得不到部下拥护，这是他的短处。人才难得，我依旧留用他，等假期结束就让他回部队。至于那封匿名密信，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，甚至心里还有点感激，这件事提醒我，要找机会公开整顿军队。
我在井陉一边整顿部队，一边修筑工事。在日常工作之余，我命令军需处，把从民国十五年从北京出发到现在，所有的收支账目全部整理成册，另外再做一份简明摘要，一式两份，一份留军部，一份送阎锡山先生。
未完待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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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胪初（1890‑1960，后出家法名律航）
安徽亳县人，保定军校、陆军大学毕业，早年投身国民三军，后随徐永昌归入晋绥军，历任旅长、副军长、第三十四军代理军长，陆军中将 。
1927年在神木、汾阳时期，受共产主义思想冲击，是部队内思想左倾的核心人物之一，引发汾阳、榆次的风潮。宁汉分裂后，没有投奔红军，继续在晋绥军任职。
抗战爆发后，任第二战区防空司令，利用山西煤窑修建防空洞保护民众；太原失守后，转任驻西安办事处处长。因眼疾久治不愈，开始接触佛学。抗战胜利后，任第二战区驻北平办事处处长，1946年退役。
1948年赴台湾，1949年正式剃度出家，法号律航实盘配资推荐，先后担任丰原慈光寺、台中慈善寺住持，著有佛学著作。1960年在台北圆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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